中国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条约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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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是采用自动纳入的方式,但也不排除根据国情制定不违反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内立法。采用自动纳入方式主要可以从中国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外交声明中推定出来。

  2、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这意味着国际条约的地位应该是高于国内法的,这一结论的提出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可能性体现在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是国际法允许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完全由一国自行裁量。

  国际法作为一个规则体系,其调整范围几乎涵盖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在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完整法律体系。

  首先,国际法的作用体现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这不仅体现在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集体安全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则的建立,还包括宣布侵略战争非法,禁止使用武力,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集体协助等。这些规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武装冲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国际法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目前,几乎所有领域内的国际合作,都是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来实现的。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条约、多边合作条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各国政府的贷款协定等。

  其三,国际法的合理运用可以平衡和维护各国权益。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相关国际公约所采用,照顾到了世界各国的诉求。

  其四,国际法对国际争端的解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下,国际法为国际社会判断是非曲直、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依据。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成立了若干重要的全球性国际司法机构,如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常设仲裁法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

  其五,国际法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国内法治的建设和完善。合理借鉴国际法规则,可以对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例如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履行该组织的相关规则,颁布和修改了多部法律,健全了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体系。

  当代国际法的履行是通过国家行为实现的,这必然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互动。即国际法如何通过各国的国内法来实施。由于各国国内法律制度不同,导致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中的地位、效力和实施方式也有所区别。

  例如就条约而言,从理论模型上,可以归纳出转化和采纳两种方式。所谓“转化”,是指采取这种方式的国家,要求所有条约内容都必须逐个经过相应的国内立法程序转化成为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

  所谓“采纳”,也称“并入”,是指国家在原则上认为,该国缔结的所有条约,都可以在其国内具有国内法的地位。

  不过在各国的实践中,绝对单一地采取上述某一种方式的国家很少,许多国家是两种方式兼用,只是偏重或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如英国被认为是偏向“转化”方式,而美国则是偏向于“采纳”方式。

  其实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从目的和结果上看,国家既要保证其基于国际法的国际义务的履行,又在一定范围内保留适当选择权、解释权和适用弹性。当然,单纯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不应以其国内法对抗国际义务,否则就会导致国家责任。

  当前,一些国际条约中出现了专门的履约机制监督条款,一些条约甚至直接规定了其在缔约国国内法律中的适用方式。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方式,既保障了国际法的有效实施,也促进了国家国内法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完善。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是采用自动纳入的方式,但也不排除根据国情制定不违反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内立法。 采用自动纳入方式主要可以从中国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外交声明中推定出来:(1)法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2)行政法规如《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用于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的集装箱,应当符合国际集装箱标准化组织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有关国际集装箱公约的规定。(3)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2项规定: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4)外交声明如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就反对和禁止酷刑问题的法严重声明: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将忠实履行其条约义务。该代表指出,依照中国法律制度,有关国际条约一经中国政府批准或加入并对中国生效后,中国政府就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不再为此另行制定国内法进行转换。

  另一问题就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也就是二者的相互地位问题。中国宪法对这一问题同样没有规定,但是法律规定表明: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这意味着国际条约的地位应该是高于国内法的,这一结论的提出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可能性体现在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是国际法允许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完全由一国自行裁量;同时又符合中国宪法和其它法律关于缔约权和立法权的原则规定,《缔约程序法》第7条第4款规定,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协定均需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认为优先适用国际条约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批准条约的方式对国内法的修改。必要性同样可以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看。从国际法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否则国家将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可见,规定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有利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和国际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根据国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不应以国内法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这就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信誉,也有利于保护我国国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

  如何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1)修改国际条约或国内法,消除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也可以说是最为彻底、最有利于冲突解决的一种方式。(2)适用“解释一致”规则消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即将二者不一致之处,解释为一致以消除冲突的方式。(3)规定国际条约调整的事项不再适用国内法,从而避免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即只要有关事项属于国际条约的调整对象,就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不再适用有关的中国法。这是事前预防性的方式,如《继承法》。(4)规定在国际条约与中国国内法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这是比较广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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